来源：乐鱼体育官网首页入口 发布时间：2024-08-30 03:16:22
朱妍儿（音）低估了在韩国生活的困难。这位45岁的“脱北者”告诉英国《卫报》，她知道离开朝鲜危险重重，也知道到了韩国后要接触陌生的手机和取款机，但她从没想过，与说同一种语言的同胞交流会有障碍。
“我根本不明白人们在说什么。”从2009年开始在韩国首尔居住的朱妍儿说，“韩国的一切都和朝鲜不同，我原以为至少语言是相通的。”
“差别无处不在，令人沮丧，简直就像在学习外语一样。”一位朴姓“脱北者”向法新社透露。2005年到韩国后，他毫无准备地受到了语言冲击。
经历了60多年的分裂，朝韩在语言上的差异似乎已不逊于政治和经济的隔阂。韩国语言学专家称，在平壤和首尔街头能听到的词汇中，三分之一存在含义上的差异；在商界和政府报告中，三分之二的用语含义不同。如今，朝韩两国民众可以有效的进行交流，但若不及时采取行动，语言很快将从沟通的桥梁变成障碍。
一些人慢慢的开始为朝韩语言的统一而努力。11月8日，28名韩国学者在为期一周的“朝鲜民族语言大辞典韩朝共同编纂项目”编纂会议后回到韩国。这个中断了近5年的项目似乎复活了。
若一个韩国人问候朝鲜同胞“你好吗”，他得到的回答很可能是“ilupsopneda”，字面意思是“没什么”。在朝鲜，它有“我很好，谢谢你”的含义。然而，韩国人拉家常的冲动常常被这个回答阻挡，甚至因此觉得朝鲜人傲慢无礼，因为这个词在韩国的含义是“少管闲事”。
朝鲜人和韩国人似乎难以底气十足地说他们共享同一种语言了。他们经常被对方的说法弄得莫名其妙、忍俊不禁，甚至误会重重、火冒三丈。
一些词语的含义在朝鲜和韩国截然不同。比如，常用词“mije”在朝鲜是“美帝国主义”，在韩国则是“美国制造”；“agassi”在韩国指的是“年轻姑娘”，在朝鲜的含义却是“封建社会的奴隶”。
为“朝鲜民族语言大辞典韩朝共同编纂项目”工作的学者们常常遇到带有冷战色彩的词汇，比如“soortong”，在朝鲜代表最高的权威，是金日成专用的词汇，但在韩国，这个词稍有贬义，可以被用于任何政治派别的负责人甚至黑帮头目。
“dongmu”原本是“朋友”的意思，朝韩通用，自从朝鲜赋予它“”的含义后，这个词就在韩语中消失了。类似的词语还有“euiboeui”，原本是“父母”的意思，但朝鲜将它引申为“赋予人民宝贵的政治生活、祝福和爱的人，连亲生父母都不能够比拟”，专指金正日。此后，这个词在韩国几乎被“封杀”。
1910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后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朝鲜语从学校中消失了。朝鲜语学会等民间团体冒险接着来进行朝鲜语研究，将光复国语视为民族运动。1942年10月，朝鲜语学会的33名成员因编篡朝鲜语字典被捕。对朝鲜语学者的通缉一直持续到1943年，许多学者被判处两年至6年监禁，朝鲜语字典的编纂工作因此中断。
1945年日本战败后，过渡政府在民间大力推广经典作品和文学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，恢复朝鲜语言和文化的工作被迫中断。三八线南北因意识形态和宣传的不同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语言环境。
1954年，朝鲜出台了新的拼写规则。这一规则对传统朝鲜语的修正并不多，但从这时开始，朝韩的标准语言开始向不同方向发展。
到了20世纪60年代，在“主体思想”的影响下，朝鲜语发生了重大变化。相比之下，韩国并未对语言动“大手术”，1988年推出的《韩国正词法》一直沿用至今。
朝鲜语和韩语出现重大差异的原因之一是，朝鲜以“净化语言”为由清除了大量汉字，用“本土词语”替代。而在韩语中，汉字的比例在50%以上。此外，朝鲜语的外来词汇多来自俄语，韩语则从英语中吸收了很多词汇。
韩语从英语中借用新词，朝鲜却在自主研发替代词汇，比如：韩语借用了英文中的“果汁”一词，朝鲜将其称为“甜味水果汤”；朝鲜人在表达焦虑时会说“我的头疼”，韩国人则直接将英语中的“焦虑”音译为韩语；韩语借用了英文的“直升机”，朝鲜却将其称为“能垂直上天的交通工具”。
35岁的“脱北者”金基赫（音）1999年来到韩国，他告诉《》：“我刚到这里时，最大的语言障碍是无处不在的英文词汇，这些对我来说很陌生。”
在2001年的一项调查中，24%的“脱北者”表示，他们没办法完全理解韩语。
由于句子的结构和基本词汇没发生变化，朝韩居民在日常对话中基本能明白对方的意思。但“朝鲜脱北者联盟”的工作人员李英焕表示，“脱北者”与韩国人对线%，因为对他们而言，很多词语和话题是陌生的。
编纂统一的民族语言辞典的提议最初来自韩国统一活动家文益焕。1989年他在平壤见到金日成时提出了这个建议，得到了金日成的支持。回国后，文益焕被捕，罪名是“非法前往朝鲜”。1994年，文益焕去世。
2000年，金大中和金正日里程碑式的会面，将编纂辞典一事重新提上日程。“和他的父亲一样，金正日认为这个项目对保存朝鲜文化有重要意义。”“朝鲜民族语言大辞典韩朝共同编纂项目”韩方联络人金汉默告诉韩国《》。
《》称，这一项目是恢复韩朝同质性的代表项目，于2005年启动。编纂工程预计在2012年完成，却因政治问题而延迟。截止到2013年年末，朝韩对这一项目的投入已达250亿韩元（约合人民币1.39亿元）。
在最初的5年，编纂委员会召开了20次会议。2010年“天安舰事件”后，两国关系迅速降到冰点，辞典编纂工作中断。
金汉默告诉法新社：“我们当然无法从危机中幸免。不过，重要的是，双方都了解我们工作的重要性。我们北方同事的激情是纯学术性的，超越了政治。”
韩联社称，今年6月24日，韩国政府批准韩方编纂人员与朝方举行会议。7月底，第21次编纂会议在沈阳举行。
韩方编纂室长韩勇云表示：“这个项目非常重要。朝鲜和韩国对语言的使用越来越不同，这将成为统一的巨大障碍。在专业用语方面，这个问题格外突出。语言差异之大，使朝韩的建筑师难以合作盖房子；两边的医生即使共处手术室，也无法合作完成手术。”
法新社称，这一项目的用意是，朝鲜半岛统一后，人们能通过这部辞典查到不熟悉的词语，以消除词义不同导致的误解。
编纂人员希望每次会面能完成两万个词语。不过，并不是所有词语都会被辞典收录。“从一开始，我们就同意，排除具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词语。”韩勇云说。
“我们通常很快就能对三分之二的词语达成共识，然后集中精力研究那些有分歧的词语。如果我们不能达成一致，就会列出南方和北方的两种解释。”
这一辞典将收录33万多个词条。韩朝已整理并确认含义的词条为5.5万余个，双方计划今后每季度整理1.8万余个词条。
朱妍儿（音）低估了在韩国生活的困难。这位45岁的“脱北者”告诉英国《卫报》，她知道离开朝鲜危险重重，也知道到了韩国后要接触陌生的手机和取款机，但她从没想过，与说同一种语言的同胞交流会有障碍。
“我根本不明白人们在说什么。”从2009年开始在韩国首尔居住的朱妍儿说，“韩国的一切都和朝鲜不同，我原以为至少语言是相通的。”
“差别无处不在，令人沮丧，简直就像在学习外语一样。”一位朴姓“脱北者”向法新社透露。2005年到韩国后，他毫无准备地受到了语言冲击。
经历了60多年的分裂，朝韩在语言上的差异似乎已不逊于政治和经济的隔阂。韩国语言学专家称，在平壤和首尔街头可以听到的词汇中，三分之一存在含义上的差异；在商界和政府报告中，三分之二的用语含义不同。如今，朝韩两国民众能够进行交流，但若不及时采取行动，语言很快将从沟通的桥梁变成障碍。
一些人已经开始为朝韩语言的统一而努力。11月8日，28名韩国学者在为期一周的“朝鲜民族语言大辞典韩朝共同编纂项目”编纂会议后回到韩国。这个中断了近5年的项目似乎复活了。
若一个韩国人问候朝鲜同胞“你好吗”，他得到的回答很可能是“ilupsopneda”，字面意思是“没什么”。在朝鲜，它有“我很好，谢谢你”的含义。然而，韩国人拉家常的冲动常常被这个回答阻挡，甚至因此觉得朝鲜人傲慢无礼，因为这个词在韩国的含义是“少管闲事”。
朝鲜人和韩国人似乎难以底气十足地说他们共享同一种语言了。他们经常被对方的说法弄得莫名其妙、忍俊不禁，甚至误会重重、火冒三丈。
一些词语的含义在朝鲜和韩国截然不同。比如，常用词“mije”在朝鲜是“美帝国主义”，在韩国则是“美国制造”；“agassi”在韩国指的是“年轻姑娘”，在朝鲜的含义却是“封建社会的奴隶”。
为“朝鲜民族语言大辞典韩朝共同编纂项目”工作的学者们常常遇到带有冷战色彩的词汇，比如“soortong”，在朝鲜代表最高的权威，是金日成专用的词汇，但在韩国，这个词稍有贬义，可以被用于任何政治派别的负责人甚至黑帮头目。
“dongmu”原本是“朋友”的意思，朝韩通用，自从朝鲜赋予它“”的含义后，这个词就在韩语中消失了。类似的词语还有“euiboeui”，原本是“父母”的意思，但朝鲜将它引申为“赋予人民宝贵的政治生活、祝福和爱的人，连亲生父母都无法比拟”，专指金正日。此后，这个词在韩国几乎被“封杀”。
1910年日本占领朝鲜半岛后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，朝鲜语从学校中消失了。朝鲜语学会等民间团体冒险继续进行朝鲜语研究，将光复国语视为民族运动。1942年10月，朝鲜语学会的33名成员因编篡朝鲜语字典被捕。对朝鲜语学者的通缉一直持续到1943年，许多学者被判处两年至6年监禁，朝鲜语字典的编纂工作因此中断。
1945年日本战败后，过渡政府在民间大力推广经典作品和文学。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，恢复朝鲜语言和文化的工作被迫中断。三八线南北因意识形态和宣传的不同，形成了截然不同的语言环境。
1954年，朝鲜出台了新的拼写规则。这一规则对传统朝鲜语的修正并不多，但从这时开始，朝韩的标准语言开始向不同方向发展。
到了20世纪60年代，在“主体思想”的影响下，朝鲜语发生了重大变化。相比之下，韩国并未对语言动“大手术”，1988年推出的《韩国正词法》一直沿用至今。
朝鲜语和韩语出现重大差异的原因之一是，朝鲜以“净化语言”为由清除了大量汉字，用“本土词语”替代。而在韩语中，汉字的比例在50%以上。此外，朝鲜语的外来词汇多来自俄语，韩语则从英语中吸收了很多词汇。
韩语从英语中借用新词，朝鲜却在自主研发替代词汇，比如：韩语借用了英文中的“果汁”一词，朝鲜将其称为“甜味水果汤”；朝鲜人在表达焦虑时会说“我的头疼”，韩国人则直接将英语中的“焦虑”音译为韩语；韩语借用了英文的“直升机”，朝鲜却将其称为“能垂直上天的交通工具”。
35岁的“脱北者”金基赫（音）1999年来到韩国，他告诉《》：“我刚到这里时，最大的语言障碍是无处不在的英文词汇，这些对我来说很陌生。”
在2001年的一项调查中，24%的“脱北者”表示，他们无法完全理解韩语。
由于句子的结构和基本词汇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，朝韩居民在日常对话中基本能明白对方的意思。但“朝鲜脱北者联盟”的工作人员李英焕表示，“脱北者”与韩国人对线%，因为对他们而言，很多词语和话题是陌生的。
编纂统一的民族语言辞典的提议最初来自韩国统一活动家文益焕。1989年他在平壤见到金日成时提出了这个建议，得到了金日成的支持。回国后，文益焕被捕，罪名是“非法前往朝鲜”。1994年，文益焕去世。
2000年，金大中和金正日里程碑式的会面，将编纂辞典一事重新提上日程。“和他的父亲一样，金正日认为这一个项目对保存朝鲜文化有重要意义。”“朝鲜民族语言大辞典韩朝共同编纂项目”韩方联络人金汉默告诉韩国《》。
《》称，这一项目是恢复韩朝同质性的代表项目，于2005年启动。编纂工程预计在2012年完成，却因政治问题而延迟。截止到2013年年末，朝韩对这一项目的投入已达250亿韩元（约合人民币1.39亿元）。
在最初的5年，编纂委员会召开了20次会议。2010年“天安舰事件”后，两国关系迅速降到冰点，辞典编纂工作中断。
金汉默告诉法新社：“我们当然无法从危机中幸免。不过，重要的是，双方都了解我们工作的重要性。我们北方同事的激情是纯学术性的，超越了政治。”
韩联社称，今年6月24日，韩国政府批准韩方编纂人员与朝方举行会议。7月底，第21次编纂会议在沈阳举行。
韩方编纂室长韩勇云表示：“这一个项目非常重要。朝鲜和韩国对语言的使用越来越不同，这将成为统一的巨大障碍。在专业用语方面，这样的一个问题格外突出。语言差异之大，使朝韩的建筑师难以合作盖房子；两边的医生即使共处手术室，也无法合作完成手术。”
法新社称，这一项目的用意是，朝鲜半岛统一后，人们能通过这部辞典查到不熟悉的词语，以消除词义不同导致的误解。
编纂人员希望每次会面能完成两万个词语。不过，并不是所有词语都会被辞典收录。“从一开始，我们就同意，排除具有着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词语。”韩勇云说。
“我们通常很快就能对三分之二的词语达成共识，然后集中精力研究那些有分歧的词语。如果咱们不可以达成一致，就会列出南方和北方的两种解释。”
这一辞典将收录33万多个词条。韩朝已整理并确认含义的词条为5.5万余个，双方计划今后每季度整理1.8万余个词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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